护士、教师、公交司机……那些每天在体制边缘挣扎的人。
她请他们用手机录一段话,不过两分钟,主题只有一个:我为什么需要留痕。
“孩子在学校被打,老师说没监控,我说我有录音。”
“我妈住院时医生私下收红包,我拍了照才敢投诉。”
“我老公被临时调岗,人事科不给书面说明,是我录了谈话才拿到文件。”
没有控诉,只有事实。真实、琐碎、无法否认。
这些视频被剪成系列短片,标题简单:《留痕者说》。
然后,悄无声息地流入机关大院的家属微信群,出现在某次内部培训会的茶歇投影屏上,甚至被某个副局长的女儿转到了朋友圈。
一周后,那份内参报告,再也没有下文。
而远在柏林,赵小芸的新片《证言现场》正迎来最后一轮评审。
这部片子没有旁白,没有配乐,只有二十四段普通人面对镜头的陈述。
有人哭,有人怒,也有人平静得像在读日记。
它记录的不是事件,而是说话的权利如何被一点点夺回。
入围决赛后,组委会要求提交导演创作阐述。
赵小芸回了一句:“我不写文字。”
她提交了一段o秒音频。
九个声音依次响起:
“我在记录,所以我存在。”
“我在说话,所以我活着。”
“我的声音,不该被剪掉。”
影片放映那晚,全场起立鼓掌长达八分钟。
一位德国评委红着眼说:“这不是纪录片,是一场民主的练习。”
回国那天,机场挤满记者。
闪光灯下,有人问她:“你拍这个,不怕惹麻烦吗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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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小芸没回答,只是举起手机,打开“蜂巢镜像”app。
页数字正在跳动:
今日新增记录数:
她轻声说:“你看,今天的中国,有两千三百一十六个人正在认真说话。”
夜深时,苏霓回到办公室,桌上放着一封信。
信封粗糙,邮戳来自西南某偏远县城。
没有寄件人姓名,只有两个字潦草地写着:“老师”。
她拆开,里面是一台老旧的行车记录仪,外壳磕碰严重,屏幕碎裂。
附着的纸条上,几行歪歪扭扭的字:
“老师,我们学您的话,开车路过征地现场都录下来了。”无需修改
中文翻译如下:
夜雨敲打着老张那间堆满电子零件的阁楼窗棂。
他戴着老花镜,手指在一块拆解到极致的行车记录仪主板上缓慢挪动,焊枪尖端泛着微弱红光,像暗夜里不肯熄灭的星火。
这台机器早已出了维修的价值——外壳变形、屏幕碎裂、存储芯片被物理损毁。
可老张知道,它承载的不是数据,是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