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完这一切,她对着屏幕冷冷一笑,像一个布下天罗地网的猎人。
舆论场和技术防线的战斗悄然打响,另一条战线也铺开了。
《新青年教育》期刊的编辑向赵小芸约了一篇稿。
作为基金会的内容总监,赵小芸的文笔一向以温润细腻见长。
她没有像陆承安那样选择硬碰硬,而是写了一篇题为《谁来决定孩子该听什么?
》的随笔。
文中,她没有一个字提到权力、归属或是管理。
她只讲了两个真实的故事。
一个是某座大城市的重点中学,将基金会倡导的“口述历史”课,异化成了一场“模范家庭事迹展演”,孩子们拿着父母修改过的稿子,声情并茂地朗诵,台下的掌声热烈而空洞。
另一个故事,生在西南边陲的一个小山村,一个叫小虎的留守儿童,用项目组放的录音笔,录下了村里所有老人的声音。
他把爷爷断断续续的战争回忆拼接起来,最终在志愿者的帮助下,奇迹般地帮爷爷找到了失散长达五十年的老战友。
文章的结尾,赵小芸这样写道:“声音是心灵的回响。当倾听变成一种需要被安排的规定动作,耳朵,也许就悄悄闭上了。”
这篇随笔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,没有激起惊涛骇浪,却漾开了一圈圈深远的涟漪,在无数家长和教育工作者心中引了共鸣。
而在所有人都看不见的地方,林晚正在做着最关键的一件事。
她把自己关在档案室里整整一周,翻遍了十年间数万份“记忆委员”(参与项目的孩子们的昵称)的成长档案。
最终,她精选出了十二份典型个案。
这里面,有来自一线城市中产家庭、内心孤独的“小皇帝”,也有来自偏远山区、用方言记录乡土变迁的“野孩子”;有单亲家庭的孩子,用声音与远方的父母对话,也有三代同堂的家庭,通过录音重新认识了彼此。
林晚隐去了所有真实姓名和地点,将这十二个孩子的成长轨迹、他们的录音片段文字稿、以及项目对他们产生的影响,制作成了一本制作精良、设计素雅的内部参阅册。
册子的名字,叫做《声音的形状》。
在册子的扉页上,林晚用清秀的字迹写下了一句话:“这不是一份成绩汇报,这是十年间,无数个家庭与我们之间未曾断裂的信任链条。”
她没有通过任何官方渠道递送这份册子,而是通过陆承安的人脉,悄悄地、不留任何痕-迹地,将它送到了京城里几位真正能影响决策的关键人物的书桌案头。
没有署名,没有落款,仿佛它本就该出现在那里。
一个月后,苏霓的办公桌上,放着一份刚刚下的红头文件。
文件标题很长,但核心内容只有一句:“鼓励‘银杏新芽’等优秀社会组织模式,与各地青少年宫开展多种形式的协同共建,共同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。”
关键词是“鼓励”和“协同共建”,而不是“并入”和“统一管理”。
一场无声的战役,以一种体面的方式,宣告了胜利。
苏霓看完文件,没有露出丝毫喜悦。
她只是平静地召集了全体核心团队开会。
会上,她宣布了两个决定。
第一,正式成立“银杏新芽基金会独立运营监督委员会”,委员会将拥有对基金会所有重大决策的一票否决权,以确保其非营利性和独立性。
第二,她当场邀请陆承安,出任委员会的任主席。
陆承安看着苏霓,眼中写满了敬佩。
她赢得了一场战役,却立刻动手为未来的战争修建了最坚固的堡垒。
散会时,已是黄昏。
夕阳的余晖透过巨大的落地窗,洒在办公室里那棵真正的银杏树盆景上,金色的叶片层层叠叠,投下的树影斑驳如网,复杂而美丽。
苏霓站在窗前,静静地看着那片落日熔金。
她忽然转过头,轻声问正在收拾文件的林晚:“我们的声音档案库里,编号为oooo的那个小女孩,当年有没有留下具体的联系方式?”
林晚愣了一下,迅在记忆中检索。
那个编号她有印象,是基金会最早的一批档案,来自一个偏远小镇,女孩的声音清脆又倔强,信里写满了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和对身边人的吐槽。
她摇了摇头:“时间太久了,早期的档案管理没那么规范,只留了一个已经失效的邮政信箱。”
苏霓的目光重新投向窗外,看着天边最后一丝光线被黑暗吞没。
她唇角勾起一抹微不可察的弧度,轻声说:“是吗?那没关系,那就等她主动来找我们。”
这场胜利来之不易,却也让苏霓和她的团队意识到,基金会庞大的声音数据库在成为宝贵财富的同时,也成了一个敏感的焦点。
日常的运营节奏之下,一根名为“警惕”的弦,被悄然绷紧了。
全国那张看不见的声音采集网络,每一个跳动的光点,都比以往更牵动人心。
尤其是,当那个承载着无数思念与记忆的节日,即将到来的时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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