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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洪武年间

朱元璋看着天幕上那个开始独自掌舵的年轻自己，眼神锐利。他当时就明白了一个道理：乱世之中，兵员固然重要，但如何消化、掌控这些来源复杂的部队，才是生死存亡的关键。

“降卒即心腹之患，用之则危，不用则废。”他低声对朱标说道，“唯以严纪约束，以恩信结其心，方能化为己用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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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幕的语调带着一丝探究：

【这里就看出朱元璋与其他农民军领袖的不同了。

很多起义军领袖，包括鼎鼎大名的黄巢、李自成，都带有强烈的“流寇”色彩。他们往往攻下一地，抢掠一番，然后弃之不顾，缺乏建立稳固根据地的长远眼光。

但朱元璋从此时起，就展现出了强烈的“根据地”意识。

在得到定远后，他听取了冯国用、冯国胜兄弟“倡仁义，收人心，勿贪子女玉帛”的建议。】

天幕上浮现冯国用进言的画面，其人道：“金陵龙蟠虎踞，帝王之都，先拔之以为根本。然后四出征伐，倡仁义，收人心，勿贪子女玉帛，天下不足定也。”

【“勿贪子女玉帛”——这六个字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极难。

多少英雄豪杰倒在了这一关。

但朱元璋，他忍住了。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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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文帝时期

刘恒眼里闪过一丝了然：“莫怪这位能与高祖一般创下霸业，双方有些地方终究是类似的。”[1]

说到这里他顿了顿，脸上出现一抹好奇神色，“不知后世，可还有其余起于微末登临九五大位之人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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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至正十五年，朱元璋攻克和州，奉命总制诸将。

《明史》记载了他此时面临的一个严峻考验：“时诸将多太祖等夷，莫肯为下。”

那些与他资历相当的将领，表面上服从，内里却并不真心敬服。在分配任务时，他们“皆默不语”，修筑城墙时也故意拖延。

朱元璋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：如果无法确立权威，建立法度，他和他的队伍迟早会重蹈濠州内斗的覆辙。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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唐贞观年间

李世民抚案轻叹：“此诚为将之难处也！”

他对此深有感触。军中资历辈分最是错综复杂，若无威信，纵有主帅之名，亦难行指挥之实。

朱元璋的出身，终究还是太低了一些。

“不知此人，将何以立威？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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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朱元璋召集诸将，郑重申明纪律：“自今肇造，城营必完，守必固，畚锸必坚束，非受命不辄赴，视其慢者罚无赦。”

他命人将议事厅主位区分为二，公座置于西侧，自己与诸将坐于东侧。当讨论到修筑城墙的工期时，诸将依旧推诿，拿不出方案。

这时，朱元璋拿出了他事先与李善长准备好的分工文书，起身走到公座前，面南而坐，厉声道：“奉命总诸公兵，今甓城皆后期，如军法何？”

这一坐，一喝，借助了郭子兴的“名分”，又展现了自身的决断力与准备。

《明史》说：“诸将惶恐，皆谢罪，乃免。”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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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宋初年

赵匡胤看到此处，眼中精光一闪。他太熟悉这种场景了。当年在澶州，军士拥立，黄袍加身，何尝不是一种对“名分”与“秩序”的重新定义？

“借势而立威，先声以夺人。”他点评道，“此子深谙权术之要。军中无威令，则如散沙。他能于此等微末处着手，确立法度，已非寻常草莽可比。”

他心中暗道，这朱元璋整顿内部秩序的手段，与他“杯酒释兵权”虽形式迥异，但核心目的却是一致的——消除内部的不稳定因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