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五的夜色温柔,像一张巨大的幕布,将白日的喧嚣与浮躁尽数遮掩。
社区礼堂里没有亮如白昼的顶灯,只有几排昏黄的落地灯,光线勉强勾勒出人们模糊的轮廓。
这里没有舞台,说话的人就站在听众面前,平等得像在自家客厅。
空气里浮动着老式投影仪风扇的嗡嗡声,和一丝淡淡的尘埃气息。
苏霓悄无声息地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,像一滴融入大海的水。
她看着一个约莫十岁的小女孩,正有些紧张地操作着笔记本电脑,将一段视频投到前方的白墙上。
画面晃动着,一个布满皱纹的老人出现在镜头里,眼神浑浊,却在努力地看向镜头外的孙女。
“爷爷,您当年为什么不去上大学啊?”女孩稚嫩的声音响起,带着天真的好奇。
老人沉默了许久,浑浊的眼眶渐渐泛起一层水光。
他用粗糙的手背抹了一下眼睛,声音嘶哑得像是被砂纸磨过:“……录取通知书到了,家里说,弟弟……弟弟比我更需要那份粮票。他是男孩,要传宗接代。”
话音落下,整个礼堂死一般的寂静。
只有投影仪的风扇声,固执地转动着,仿佛在为那段被尘封的岁月叹息。
苏霓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,那份压抑的、无处言说的牺牲,跨越了半个世纪,依然能精准地刺痛每一个听者的神经。
她注意到,几乎每位上台分享的家长或被孩子们采访的长辈面前,都摆着一张小小的、用硬纸壳做成的卡片。
上面是手写的字迹,每一张都一样——“我说出的,是我愿意被记住的”。
这句话像一道微光,照亮了这些破碎、零散,甚至带着伤痛的记忆。
它不是被迫的交代,不是猎奇的展示,而是一种郑重的、经过深思熟虑的托付。
托付给愿意倾听的耳朵,托付给未来。
苏霓没有上台的打算。
今晚,她是纯粹的倾听者。
她从包里拿出手机,悄悄调到录音模式,将手机放在腿上,屏幕朝下。
这些声音太珍贵了,她想带回去,带给陆承安听。
这些不属于宏大叙事,却构成了生命本身的故事,是他们共同事业最坚实的土壤。
就在苏霓沉浸在这份厚重的集体记忆中时,几十公里外的中央商务区(cbd)顶层律所里,陆承安刚刚结束一个跨国并购的视频会议。
他揉了揉眉心,落地窗外的城市灯火璀璨如星河,却照不进他眼底的一丝疲惫。
桌上的内线电话响起,是前台转接的。
一个年轻而急切的声音传来:“您好,是陆承安律师吗?我……我是名小学老师,我有个问题想咨询您。”
陆承安的声音温和而沉稳:“请讲。”
“我们学校……让学生做口述史报告。有个孩子采访了他父亲,写了他父亲年轻时当‘待业青年’,在街头给人修自行车,还因为投机倒把被短暂拘留过的经历。报告写得特别真诚,可……可校领导看到了,觉得‘影响不好’,要求把这份报告撤回,让孩子重写。”年轻教师的声音里充满了愤怒与无力,“我们该怎么办?这合法吗?这合理吗?”
陆承安的指尖在光滑的桌面上轻轻敲击着,目光却变得锐利起来。
他没有直接回答,而是反问道:“孩子的父亲,是否同意这份报告被公开?”
“同意!他亲自签了字的!他说,那就是他的一部分,他不觉得丢人!”
“很好。”陆承安的声音里透出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量,“你听好,不必跟校方纠缠于‘影响好坏’这种模糊不清的道德评判。援引新修订的《非官方文化记录管理条例》第十七条——‘以家庭成员为单位进行的非虚构记录,在获得当事人的书面授权后,即具备合法性,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‘内容不当’为由强制撤回或修改’。”
电话那头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吸声,显然是对方在飞记录。
陆承安继续道:“另外,我建议你不要单打独斗。你可以借此机会,在家长和老师中起一个‘知情同意工作坊’,公开讨论这件事。把选择权和判断权,交还给每一个家庭。让大家明白,记录的权利,先属于被记录者自己。”
在挂断电话前,他放轻了声音,仿佛能看到电话那头那个为学生奔走的年轻身影。
“别怕争议。”他说,“真正的教育,不是消除分歧,而是教会孩子们如何面对一个充满分歧的真实世界。”
同一片夜空下,赵小芸正心神不宁地刷新着女儿班级的微信群。
班主任刚刚起了一个匿名投票:“关于是否支持将‘拍摄祖辈口述生活史’作为一项正式的寒假作业?”
起初,支持与反对的票数犬牙交错,但渐渐地,反对票开始以微弱的优势领先。
聊天记录里,一些家长的担忧清晰可见:“让孩子接触这些陈年旧事,会不会太沉重了?”“万一问到什么不该问的,伤害了老人怎么办?”“我们家的历史很平凡,没什么好说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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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小芸的手指在屏幕上悬停了许久,最终没有公开言。
她点开几个一直保持沉默,但她感觉可能会是同盟军的家长的头像,私信过去一张照片。
照片上,是她自己的母亲,坐在老式收音机前,戴着耳机,脸上带着一丝羞涩而满足的微笑。
那是母亲上次录制完自己年轻时在纺织厂当挡车工的故事后,她抓拍下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