照片下,赵小芸只附了一句话:“我妈妈说,她不怕了,是因为她知道,真的有人愿意听。”
没有长篇大论的劝说,只是一份无声的证明。
做完这一切,她关掉了手机。
当晚,她没有再去看投票结果。
但第二天清晨,班主任在群里公布,项目以三票的微弱优势,通过了。
那些悄然变化的反对票,像一场无声的雪,在深夜里静静融化。
一周后,林晚的邮箱里收到了一封来自试点学校的邮件。
邮件里附着一个视频链接,标题是《听得见的中国·童年版》。
她点开视频,ooo音频库里那些或苍老、或激昂、或平淡的声音,被一群孩子用稚嫩的旁白和自己拍摄的空镜头巧妙地混剪在一起。
视频的结尾,是在校庆日上播放时的现场录像,当最后一个老人的声音落下,全场响起长久的、混杂着抽泣声的掌声。
校方在邮件里兴奋地表示,准备将这部短片拿去申报市里的青少年新媒体创作大奖。
林晚的指尖在键盘上飞舞,回复的邮件却异常简短:“感谢。但请务必让孩子们自己提交这份作品,所有署名顺序,由他们自己商议决定。”
三天后,这部短片出现在各大视频平台上。
创作者一栏,第一个名字是:“张小满(代表全班采访小组)”。
而在视频的最后,一行小字缓缓浮现:“我们不是在复述历史,我们是在练习共情。”
这行字,让林晚在办公室里,第一次为这个项目流下了眼泪。
周末,苏霓陪陆承安去一家大型书店买最新的法律教材。
在整理旧物时,她无意间翻出了一份多年前的会议纪要复印件。
那是她因为在主持一档民生直播节目时,情绪激动地为一位求助者哽咽,而被台领导严厉训斥的记录。
复印件的页边空白处,还有当时一位老主任龙飞凤舞的批注:“主持人应保持绝对客观,情绪化表达不宜推广,易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和模仿效应,导致‘失控’。”
曾几何时,这“失控”二字,是压在她心头的一块巨石。
她拿出手机,将这份泛黄的纪要拍了下来,连同那段小学生采访爷爷的口述视频链接,一起到了一个尘封已久的老媒体人微信群里。
她没有加任何评论,只写了一行字:“各位老师,你们当年怕的‘失控’,现在成了小学生的课堂标配。”
群里一片死寂,长达十几分钟。
终于,一个头像许久未曾亮起的人,来一条语音。
苏霓点开,一个熟悉又苍老的声音响起,正是当年那位批评她“嘴快心野”的老主任。
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疲惫和感慨:“苏主持人……我错了。我孙女昨天写作业,跑来问我,‘奶奶,你这辈子有没有偷偷哭过一次?’”
那一刻,苏霓感到多年的执拗与委屈,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,轻轻地烟消云散。
在书店的儿童区,一阵清脆的童声吸引了她的注意。
一个背着小书包的男孩仰头问他的妈妈:“妈妈,如果我说的故事让别人听了难过,那我是不是就不该说?”
那位年轻的母亲没有敷衍,而是认真地蹲下身,平视着孩子的眼睛,温柔而坚定地回答:“宝贝,你可以选择不说。但如果你决定要说,那就要有勇气,陪着他们一起听完眼泪的声音。”
苏霓的脚步顿住了。
她看着那对母子,心里某个柔软的地方被深深触动。
她转身,从随身的布包里,拿出了一本她最近一直在读的《口述伦理入门手册》,轻轻地放在了旁边一个人流量最大的书架上,封面朝外,格外显眼。
她没有留下任何记号,只是做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分享。
走出书店时,午后的阳光正暖,斜斜地打在玻璃门上,映出她和陆承安并肩而行的身影,也映出了她嘴角那一抹若有若无的笑意。
那笑容,像一枚在风中飘荡了许久,终于落地的种子,正静静地等待着,下一次风的到来。
而此时的赵小芸,在赢得那场艰难的投票后,却一连失眠了好几晚。
胜利的喜悦很快被一种更沉重的责任感所取代。
她摊开一张巨大的中国地图,指尖在地图上那些连绵起伏、被标记为深褐色的群山轮廓上,一遍又一遍地摩挲着。
那些被繁华都市的霓虹远远抛在身后的,沉默的褶皱里,究竟还埋藏着多少未曾被听见的声音?
深夜里,她忽然感到一阵莫名的心悸,仿佛能穿透钢筋水泥的阻隔,听见从那遥远的山脉深处,传来一种沉闷而巨大的回响。
那回响,既非哭泣,也非欢笑,像万千份被压在箱底的陈旧卷宗,在同一时刻出的共振。
那声音,像是一种召唤,更像是一种警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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